资料准备的很全面，狡猾得主持人和资深政治评论家所提出的问题，两家公关公司的专业人士猜了个**不离十。

章程应对自如，上半场没有在电视观众面前出丑闻。

下半场节目主持人布劳威尔干脆换了个战略，净问一些与乌龙事件无关，同时又极为敏感，并且能够吸引电视观众的个人问题。

“章先生，据我所知，您和您的同事现‘巨磁阻效应’后，有十个大学和研究机构向您出邀请，您能否说说是什么促使您最终选择去前东德科学院交流。而不是接受其他大学或研究机构的邀请？”

看似不经意的问题。直接指向了他的政治立场。

章程回答得很干脆。若无其事地笑道：“因为前东德科学院物理化学中心主任克林斯曼博士是第一个出邀请的，当时我又想学德语，所以就欣然接受了博士的邀请。”

“您喜欢德语？”

“确切地说我喜欢德国的文化。”

美国建国才几百年，根本没有文化底蕴可言，布劳威尔不会傻到去跟他谈马丁-路德或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而是话锋一转：“柏林墙被推倒，无疑是本世纪末最具政治代表性的事件，章先生。柏林墙被推倒时您在柏林吗？”

“在，而且亲眼见证了。”

“当时您有什么感想？”

又是那一套，章程暗骂了一句狡猾的老狐狸，微笑着说道：“当时很激动、很高兴，没有亲身经历过，您简直无法想象东德和西德有多么高兴，不管认识不认识，都热情无比的拥抱、亲吻，真是一个欢乐的海洋，不管谁在那里都会被感染。”

布劳威尔微微点了下头。又问道：“您很同情东德人？”

接下来就该问对那两种政治制度的看法了，章程不想被他牵着走。干脆抑扬顿挫地说道：“我不喜欢同情这个词，我那些东德朋友和同事也不需要同情，我很高兴他们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另外在那一事件中，我不仅仅是见证者、旁观者，而且一定程度上参与了。

为了去西德，很多人冒着被射杀的危险翻越柏林墙。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有很多东德朋友，我不想看到他们出任何事，所以柏林墙一被推倒，我就意识到不能让它再竖立起来。于是请时任nb电气欧洲公司总裁的bnb新闻网总裁丹尼尔先生，找来几辆吊车和十几辆卡车，把查理检查站附近被推倒的墙体全运走了。

现在看来是多此一举，但当时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值得一提的是，被推倒的柏林墙很大一部分后来都被拉去铺路了，当时那个冒着很大风险的决定，居然让我成为了拥有柏林墙数量最多，保存也是最完整的收藏者。”

做过这样的事，谁还能质疑他在政治上的立场？

作为一个连自己公司都不怎么过问，一心一意搞研究，而且已经研究出成果的年轻科学家，谁还能再逼他在政治上表态？

布劳威尔要考虑观众们的感受，没有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章先生，您在柏林所做的一切，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一样感动。不过这个话题太沉重了，我们换一个，在乔治敦大学演讲时您曾说过您第一次来美国时的感受，您能不能说说在您心目中，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这个问题真很难回答。”

章程沉思了片刻，凝重地说道：“如果没出那个乌龙事件，我会非常喜欢这个国家，喜欢可口可乐，喜欢好莱坞电影，偶尔还会嚼一块口香糖，最喜欢的当属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

我相信会有很多和我一样的科学工作者，由于读了阿西莫夫先生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或某一个小故事而触了灵感，相信会有很多公民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对科学事业寄予深情。

当听到他过世的消息时，我为我明明有机会却没能拜访他感到遗憾，不过我并不为他担忧，而是为我们其余的人担心——因为我们身旁再也没有阿西莫夫激励年轻人奋学习和投身科学了。”

毫无疑问，他这番话必然能够获得一大批美国科学家和喜欢阿西莫夫科幻小说的美国读者的好感。

诚恳真挚，无懈可击，连以观点尖锐而著称的布劳威尔都不想再为难他了，于是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章先生，那现在呢？您现在怎么看美国？”

“我依然喜欢可口可乐，依然喜欢好莱坞电影，今后做实验时肯定还会偶尔嚼几块口香糖，但残酷的现实却让我不得不为nb电气在美国工作的职员，和我nb实验室在美国交流的同事担心。因为他们随时可能会面临一系列严重指控，上周生的一切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没有哪怕一点的安全感。”

没有任何依据就提出那么多项严重指控，换作谁谁心里都不好受，布劳威尔再次伸出右手，一脸诚恳地说道：“章先生，对您、您的公司和您所服务的实验室，在美国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我深表遗憾。同时也请您相信，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会就此作出解释，并建立一个透明的、有保障的、有信用的，可以让在多国企业服务的员工受到公平待遇的机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