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琅尽管引入法国技术人员来推广工业化，但并没有拒绝英国技术人员，只是引入英国技术人员的层次较低，高层次的英国专家是不可能来中国的。但周琅引入了大量的英国制度，比如被认为鼓励创新的专利法。专利法在美国执行后，迅速在建国后的美国，引发了发明创造的热潮，但在中国实行之后，引起的效果并不明显。确实有一些因为专利注册而发家致富的人，但大多数发明，工匠们宁可选择保密。

虽然情况正在变得良好，越来越多的新发明被注册，然后推广开来。但这些发明创造，依然没有革命性的发明。比如蒸汽机，火车，轮船等发明都没有出现。周琅有时候猜测是不是时机不对，因为中国步入工业时代毕竟太晚，重要的发明都给人家发明完了。在要创新出新的发明，就得是内燃机和电力了，而这两样技术，目前还不具备诞生的条件。

周琅的知识储备，也不具备缠一个马达的能力，所以他也不去画蛇添足的去发明创造。另外作为一个君王，他更关心的是，培育一个创新的土壤，而不是发明几样技术来出风头。中国人的创新潜力到底该如何激发？这是一个大问题。周琅发现，以他的能力，似乎找不到答案。但他毫不怀疑中国人的创新能力，扯四大发明有些欺负人。但到了信息化时代，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似乎又回来了。

但互联网时代的创新，主要是经营模式的创新，依然不是技术性的。从没有哪家互联网公司是通过注册专利发家致富的，所以那种创新，大概可以归类到科举这样的制度创新，而不是蒸汽机这样的技术创新。当然技术创新也有，在手机、通讯等项目中，中国人也渐渐开始崭露头角。

首先这绝不是制度上的问题，也不是智力上的问题，恐怕根源在于文化。

移风易俗，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慢慢培养吧。

而且这也只是周琅关注的次要问题，他更关心的商业文化问题，只要中国解决了商业文化问题，即便没有什么创造力，通过引入技术，也能雄踞世界。在推广商业文化上，周琅十分庆喜，因为他已经找到了方法。

被动的发现，主动的探索，中国终于诞生出了自己的商业文化。但跟周琅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在中国推广商业文化，总是要面对一个重农抑商的老思想。商人长期是受到鄙视的，鄙视到他们自己都鄙视自己，这就给了商人阶层没有一个持续发展的动力，总是在积累足够的财富之后，用财富来摆脱自己的身份，为什么商人赚了钱后就回老家买房子买地的原因就在这里。

小商人如此，大商人同样如此，潘振承做到了十三行总商的位置，他在欧洲都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让许多知道他的西方贵族艳羡不已，可在中国他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身份，潘家的家谱中，有意识的删掉了他经商的那些内容，似乎他从来没做过商人，但是哪怕家族一个子弟考中了秀才，在家谱中都要大书特书，对商人来说，十三行总商的头衔，实际上连一个秀才都赶不上。

在这种文化影响下，其实很难出现世代经商的富商家族的，这不利于商业资本的积累，也不利于商业经验的传承。晋商之所以能够延续数百年，主要还是因为在山西那个地方，诞生出了不歧视商人的文化。所以许多家族可以时代经商，将资本和经验都传承下来。而其他地方的人，哪怕是同样著名的徽商，经商也只是作为第二个选择，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一定是培养他读书做官的，其次才是继承家业做生意。

周琅发现，当大型商业公司出现之后，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虽然还在，可是社会上的商业气氛突然浓厚了起来。竞争变得激烈，社会资源分配越来越偏重于商业分配。这意味着商业开始在社会中站稳脚跟。

究其原因，这种大型股份制商业公司，都不是一家一姓的产业，而是由许多大商人合伙成立。他至少解决两个长期困扰中国商业发展的问题，那就是资本和经验积累的问题，股份制公司可以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资本的积累就不再是限制，只要有好的项目，基本上不愁找不到资金；经验问题也得以解决，因为公司的董事们、掌柜们一般都是功成名就的大商人。他们并不缺乏商业经验，另外这些年培养出来的专业会计、财务人员，也是很好的经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