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政府的有作为，其实是履行正常职责，如果政府不履行这种职责，就会像历史上那样，工人开始组织工人纠察队，商会组建商团武装，帮会本就是一些暴力分子组成，因为民间得不到安全保护，就会自己武装起来。

因为政府的介入，以法律为疏导，谁动武都得死，结果就是帮会在这一波争夺工人的冲突中，遭受了沉重打击，小刀会头子周立春竟然都被抓捕，流放非洲，由其女周秀英继续领导。

这让因争夺工人而起的暴力冲突，刚开始就戛然而止。想吸引工人，只能通过提高工资，增加福利的方式。

在加工资上，资本实力雄厚的商会拥有绝对优势，在增加福利上，跟工人心连心的工会组织，又有天然优势。帮会开始衰落，他们的成员流失，跟工会起冲突，他们索拿会费，跟商会有冲突。

商会需要工人，除了公开招工之外，还委托这些帮会招募工人，以前甚至跟他们合作，让他们帮忙管理工人，因为帮会的威胁恐吓以前很有用。当然要付出一些代价，每个工人帮会都会抽成，行情不好的时候从工人身上抽，行情好的时候由企业来出，称为佣金，倒也是正常收益。可现在企业主们组织起来了，他们通过商会，控制了一批外地工人。在经济条件好的时候，面临着涨工资的压力，可他们发现，他们涨起来的工资中，一部分被帮会拿走了，因为一些工人被迫加入过帮会。

如果是以前，商人们是不会管这些事的，工人对他们跟帮会来说，都是羊，都是他们可以敲骨吸髓的绵羊。可现在有一个工会，这是一个搅局者，工人们纷纷跑去加入工会，工会会保护他们。此时企业家们面临着，要么坐视自己工厂里的工人都成为工会成员，要么就保护他们不被帮会侵害。

工厂主通过商会出面，跟帮会势力谈判，要他们退出自己的工厂，否则就打官司。帮会名声不好，打官司总输。短短一两年间，帮会势力要么是转为做正行，要么销声匿迹，解散或者退回到以前秘密结社时代。帮会作为一个历史印迹，彻底从越来越规范的城市秩序中消失了。

帮会的那些人当然都还在，帮会组织甚至也还在，但已经改头换面，越是规模大的帮会，越是积极转变身份，因为他们的首领进入了各级议会，变成了有头有脸的人物，急迫的想把黑底洗干净，于是他们成了某某公司，而不是某某帮，某某会。

在内外因的双重作用之下，传统帮会退出公开活动之速度，比任何朝代的围剿都要快，来自帮会势力自己心灵中那种登堂入室的渴望，远胜过任何政治力量的打压。

新的帮会放弃了帮会之名，他们转而加入了商会，以工厂主、商人的身份加入各种商业行会。

然后城市政治斗争中的双方，就成了工会和商会。双方根本利益诉求的不同，让他们将经营的方向放在不同的方面。商会虽然也通过同乡会等组织，拉拢劳工，但他们本身是受利润驱动的，他们对改善工人处境没有什么直接的动力。工会虽然也开始经营产业，但他们的经营产业的目的，则是出于改善劳工的状态，甚至作为吸引劳工的手段。

这让工会始终在向商会势力渗透，他们在同乡会中发展分部。商会则拼命排挤他们，不断开除那些加入工会的工人。工会一边将这些工人安置在自己的产业总，一边组织摆工等手段，对抗商会资本家群体。

在议会中的斗争，日益激烈，都希望出台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工会希望制定资本家随意借故劳工为非法的法律，商会则希望出台随意摆工为非法的法律，双方势成水火。

官僚集团则使用权术，一方面不干涉两方的斗争，让他们的斗争局限在议会内部，同时严控因为摆工引起的暴力冲突。另一方面则拉拢士绅阶层，牢牢控制着大政方针。

三方势力的都开始掌握了议会斗争的诀窍，在一个法制没有崩溃的秩序中，议会制度慢慢开始成熟。

其中官僚集团最为成熟，他们本就具有最丰富的政治经验，老谋深算的皇帝，平衡手段玩的更是老练，在各方围绕利益斗争的时候，他成功的加强了皇权和行政权力在外交和军事领域的自由度。

借助舆论对议会制度低效的批评大环境，终于在议会中通过了紧急条例法，规定在关乎本国和盟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不需要经过议会批准，只需要内阁达成一致，皇帝可以直接动用军事力量。

但这些已经无法挽回中法同盟，皇帝做出的努力是，跟法国大使进行了一次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