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需要我们党的高级干部逐步转变观念，围绕着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来思考现实问题，调整政策适应形势的发展。洛甫、克全同志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需要创新需要发展，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需要理论的指导。更需要总结归纳群众的创造，使之理论化、规范化。

八月份我去了东北、绥远、河西。考察了那里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很受鼓舞和启发，党的事业是千千万万革命者、劳动者托举起来的伟大事业，离不开人民的创造，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和智慧。总结第一线的创造，拉近党和群众的联系，用切合实际、具体有针对性的政策来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做法。

闭门造车难免脱离实际，政策的偏差来自于对现实的误判，如果站在不同立场上带着成见、戴着有色眼镜待今天**悄然兴起的变化无疑会不满、愤怒，换一个角度、换一个立场则有另一种感受。我们肩负着引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历史重任，必须站稳立场。

离开中国、中国人民、中国革命这个根本立场，我们充其量也就是苏联**、共产国际的雇佣人员、在一片陌生的土地背着警察向一群陌生的顾客推销大家并不了解、对他们的生活不会有大的改变甚至会造成损害的苏联革命，这样的工作有意义吗？”

张闻天连忙反对：“润之的比喻太夸张了，苏联革命的经验并不像你说的那样不堪。我们并不反对适当做出调整，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基本方法不容篡改，否则还叫什么**！陈海松的许多做法是好的，可其中掺杂了太多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倾向。

比如第七战区里的新四军政委项英同志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全心全意维护统一战线，积极配合**部队作战，同叶挺、高敬亭等军阀意识浓厚的流寇主义、陈毅、傅秋涛等分裂主义、冒险主义倾向作坚决斗争，保持了新四军的无产阶级性质。

陈海松去了以后，把党外的叶挺吸收进军政委员会，参与所有军事决策并拥有最后决定权，把党委书记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取消，仅仅负责抗日宣传、党员教育、民众组织、根据地建设等日常事务，同时大批留苏干部从重要军事岗位上退出从事地方工作。

放着大批有文化有思想有能力的干部不用，从遥远的晋察冀、晋绥、冀热辽调集了数千战斗骨干过去担任各级领导。为了第七战区的一场战役调集了东北、华北的特种部队、空军师全体出动，即便那些部队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也不应成了他的私人武装吧！

更让人不解的是一个地方军事指挥员擅自改变全军作战部署、不请示中央批准就擅自调集兵力进入东北，强行接受共产国际下属的抗联部队，擅自率部进入皖南，打破统一战线规定的新四军在江淮地区活动的规定，擅自带兵进入广东、海南，将来少不得要闹出纠纷。

我不是说进入以上地区不对，我在乎的是他至中央于不顾，自行其是的凌驾在党之上的军阀作风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倾向。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待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对留苏干部存在严重的歧视！自我膨胀带有严重的军阀习气和山头主义倾向，是非常危险的。”

**无奈地摇了摇头，其实他对这一点也是有法的，年轻人好冲动，在职责范围内不注意搞好各山头的平衡，一切围绕着战争的胜利进行人员调整，造成很多不满，引起部分领导的误会，不过那是他职权范围内的正常工作，事实证明效果也是好的。

他了朱老总，涉及到军队的内部事务，老总比较了解情况说话也更有分量。朱德得到暗示想了下说：“刚才我就说了陈海松是个重能力轻资历、重实际效果轻夸夸其谈、重头脑灵活创造性开展工作轻照本宣科思想僵化，前线的将领追求胜利这样做无可厚非。

项英和叶挺的矛盾说起来就是过于强调军队无产阶级性质造成的，主要责任在项英。叶挺是我们请回来的得到国民政府认可的指挥员，即便曾经被共产国际开除党籍、参加了第三党活动，可他仍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爱国将领，前期的新四军组建、部队集结换装、弹药粮饷、开赴防区工作就在他的指挥协调下进行的很不错。

为什么出现矛盾？堂堂一个中将军长党委会不让参加、党内文件、电报不让阅读，提出的作战方案自己不能参与讨论，被否决也不知道原因。整天提醒人家注意不要过多宴请、不要行军骑马、不要带照相机、不要打遮阳伞、不要衣冠楚楚，应该穿粗布军装。

无产阶级军队靠这些艰苦奋斗的细节就能增强战斗力提高凝聚力取得胜利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