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云毅听着忽然想到了一段话：

“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这话虽然偏激了些但却未必便没有道理了。

在这样的时代里，清官和贪官其实各有各的可恨之处吧！

叶原先也不再顾虑什么了：“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就对清官的盲目自信提出了批评。他在上宋仁宗的‘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对包拯作为风宪官劾罢两名大臣后接替其职位的做法表示了否定，认为这样做会使‘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得，相习而成风’。包拯辩解他本无此心，欧阳修说：‘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见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犹手探其物，口云不欲，人谁信之。此臣所谓嫌疑之不可避也。’他还很有针对性地对包拯的道德优越感做了抨击：‘夫有所不取之谓廉，有所不为之谓耻。近臣举动，人所仪法。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丁云毅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姐夫居然会说起了包拯，他仔细的听着叶原先说了下去：

“欧阳修的看法代表了相当一批宋代士大夫的态度。他们对包拯的节操无疑是赞赏的。但是政事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个人修为不可等量齐观。包拯仅仅重视道德上的无可指摘，却忽视了其行为对朝政风气的影响。这样仅凭道德自信的一意孤行，‘朝廷事体或有不思’，‘思虑不熟，处之乖当’。而我大明的海瑞同样也招致了士大夫的批评，而且比包拯更甚。几乎已经到了不见容于当世的地步。海瑞一生廉洁耿介，平时所学以刚为主，自号刚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命途多舛，道不得行。几次为官开场时轰轰烈烈，却都黯然收场。其中愿意究竟又是什么？”

他叹息一声说道：“究其原因，当然并不仅仅因为‘天下皆浊我独清’。万历皇帝给他的断语是‘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表面上肯定了海瑞的长处，实际上是一种否定。万历皇帝对海瑞的廉洁操守深信不疑，但他认为这位耿介的忠臣只在道德风化方面有榜样作用，在国计民生的事功上并不能有所建树。”

说到这。他渐渐的加重了自己的语气：“清官要把道德优越丢掉，对人不可苛责太严，施政不能一味地依靠近乎偏执的强硬。这当然不是鼓励贪污，而是不能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局面。这样的话，就使国家无法正常运转。”

丁云毅陷入到了沉思之中，一个领袖负责的将是整个集团的运转。而普通民众和社会精英对清官的评价出现差异是耐人寻味的。

士大夫乃至皇）对清官的批评集中在一个“刻”字上。这个“刻”意义很广，既包括用法严苛，也包括对属下和部民苛责，还包括在施政中偏执、强硬。不近人情。

清官一般都是道德完人，有道德洁癖，对人太过苛责，如果别人不能达到他们的标准，就一概斥为泥猪、癞狗、污秽小人。这种心态导致了他们在施政中用法严苛，而这一点却恰恰是老百姓推崇清官的原因。

老百姓对清官的期许不外有三：抑制欺压百姓的权豪势要；打击鱼肉乡里的泼皮无赖；惩戒贪赃枉法的贪官污吏。清官对这些人打击越严厉才是“爱民”。

比如后世《拍案惊奇》里的梁太守看见拐带妇女、弄出人命的泼皮无赖汪锡只被判了充军，于是大怒，“喝交皂隶重责六十板，当下绝气”。

这种擅杀行为却受到了的肯定，称他极有正气。

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这种“刻”是很反感的，除了忠恕之道的价值观因素外，考虑到治国施政的现实情况是更主要的原因。“处事惟求得中”，政事不同于个人修为，它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各方利益博弈的棋局；施政要想有所作为，就不能仅凭道德上的居高临下，一味的偏执强硬。司马光《涑水纪闻》载：“包希仁知庐州，即乡里也......有从舅犯法，希仁戮之。自是亲旧皆屏息。”

这段大义灭亲的“佳话”总让人产生其他的想法：若从舅有可死之罪，杀之则可；若罪不至死，包拯为了表示自己铁面无私就从严惩处，杀之以博直名，这种“杀妻求将”的行径无疑会使人们对他的崇敬大打折扣。

包拯如此，海瑞更甚，他的家庭悲剧为其性情做了一个绝好的注脚：他的前两个妻子被休，第三个妻子暴死，一个妾自杀身亡，致使他不得不前后九娶。而他的女儿因吃了家仆给的一个饼，就被他逼得绝食而死。可见其性情之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