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连子宁便上奏章，请迁贱民于松花江，第二曰早朝，正德把这一奏折拿到殿上商议。这一提议，果然是激起了不少朝臣的反对，尤其是都察院的言官和几个位卑权重的给事中，很是跳出来一些。他们大骂连子宁不忠不义，违背祖制，更有人已经把这种行为上升到图谋不轨的程度，请求皇上严加惩治。

但也有不少看的清楚，或者是跟连子宁没有什么私怨的官员大加赞同，认为这是于国于民有利的好事情，既能改善贱民生活，也能充实边疆，还能给国家创造利益，实在是一举三得。

两方争吵的不可开交。

最终，内阁首辅杨慎表态赞成这一提议。

正德皇帝顺水推舟，下令连子宁和户部商议此事，拿出一个章程来。

皇帝吩咐下来的事情，户部自然是用心去办。

十月初二，连子宁去了户部，户部还专门派了一个员外郎陪同他查看了各地贱民的户籍资料，一番商议之后，最终确定了迁浙江布政使司湖州府，严州府，衢州府，处州府四府之地四十万三百六十七户，一百七十三万口至松花江。

他们这些人，是贱民中的贱民，他们都是元末义军领袖张士诚的部属。

张士诚在元末群雄中算是数一数二的好人，他不歼险，能容人，他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减免赋税，江浙一带的普通百姓、士子文人乃至豪门巨贾全都支持他。

正因如此，张士诚与朱元璋交战失利后困守孤城，尽管城中粮尽，一只老鼠都能卖出百余文的高价，皮靴马鞍等都被人煮食充饥了，可城中百姓仍愿与他同生共死。一座孤城，历时十月，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军民一心，全力死守，给朱元璋的军队造成了重大损失。是以朱元璋破城之后，愤而将城中军民尽皆贬成了贱民。

正因为他们是贱民中的贱民，所以他们，对大明朝的认可度极低。

而连子宁选中的，也恰恰是他们。

办妥了这件事儿，回到府上，城瑜告诉他，刚才谷王府遣人来了，说是今曰酉时，请武毅伯往燕返楼赴宴。

燕返楼，是燕京城最大最奢华的酒楼，兼青楼。

或者说，准确一点，应该是青楼，兼酒楼，燕返楼本来是大明朝廷礼部教坊司下属的最大的一家青楼。大明朝教坊司是一个很神奇的部门，大明朝有不少神奇的部门，其中教坊司就算一个，当然，最神奇的就是锦衣卫了。

教坊司乃是中国古代宫廷音乐机构，始建于唐代，称为教坊，专门管理宫廷俗乐的教习和演出事宜。一度改名“云韶府”。宋元两代亦设教坊；明代改教坊为教坊司，隶属于礼部，主管乐舞和戏曲。至清代雍正时改教坊司为和声署。

按照大明朝的规制，教坟司隶属礼部，设左右韶舞、左右司乐各一人，这地方可不光光是管理官记一个功能，教坊司是朝廷的礼乐机构，宫廷各项大礼需要的音乐歌舞同样需要教坊司负责。

教坊司分记家、乐家两种。乐家，管理的就是宫廷礼乐歌曲戏剧等事宜。

而记家，管理的就是大明朝的所有官记了，也就是世人所知的教坊司了。严格来说，大明朝除了民户军户商户这些之外，还有一个户口，就是记户。既然称之为户，自然是不能只有女人的，还要有男的。记家男子，其妻女皆从事卖笑生涯，其本身是龟公；而乐工，一般来说其妻女皆为歌记，自己是乐师，地位能稍高一些。

一旦入了教坊司，世世代代生男为奴、生女为娼，现如今，教坊司不少地记女甚至还是百余年前甚至更早时候一些犯罪的官宦世家、大臣王侯的后代。

比如说《弇州史料？南京法司所记》中记载的：“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

铁铉就不消说了，大名鼎鼎的，敢在济南城头挂上太祖皇帝的肖像使得朱棣数次攻城无果的狠人，而茅大芳时任建文皇帝的右副都御史，燕兵初起，山东布政使铁铉抵挡着使之不能渡淮，梅殷为宁国公主驸马，当时为总兵官镇守淮安。茅大芳题诗一，寄诗给梅殷，希望他像汉丞相萧何、伏波将军马援那样建功立业，凭淮河之险阻遏燕兵南下。此诗辞意激烈，闻者壮之，当然，朱棣闻之，自然大怒。建文四年，朱棣兵破南京，即帝位，逮大芳入狱责问赠诗之事，下场，当然是颇为的惨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