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在，五家大型的罐头加工企业发展的相当不错，他们的兴起不光带动了农副产品价格的提升，同时也把中国传统的后勤运输模式给彻底的改变了。

李德彪从北京出发的时候士兵们还是身上背着大饼和黑米。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不需要这样做了。一个班给你一箱罐头，一百盒，足够你们十几个人一个礼拜的食用。里面有荤的有素的，有大米有白面，你们自己找点水就能做新鲜可口的饭菜。

想想都知道，连意大利人都能满足，中国士兵更是没有话说的。

其实得到最大好处还是中国的老百姓，农副产品价格的提高中国的农民是直接的受益者，还有工厂加班加点的生产，那些工人的工资都得到了小幅度的提升。

当然，在中国得到好处的同时，整个世界的经济状况好像也在慢慢的缓解。历史上这个时候西方的经济危机正在加剧，但是现在中国的购买市场缓解了绅士们面对的压力，当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提升之后，他们的购买力明显加大，这让许多“商品过剩”的西方国家有了一个可以倾销的平台。

还有对俄国人的援助也一样平衡了供求市场。英法等国之所以能看着中国慢慢的解决俄国的问题，不是他们对中国的意图一无所知。像杨打鬼在西伯利亚的动作，那摆明是中国要谋求那里的利益最大化，英国人看的出来。人家不是傻子。

他们也知道中国人的这种解决方式可能最终解决不了俄国的问题，但是能缓解他们自家的压力。

而且俄国方面的事情好像真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在这个时候英国人乐意看到日本人在北面拼命，中国在南边慢慢来。假如日本赢了，那皆大欢喜。要是日本最终搞不过托洛茨基那帮人，那他们也能全身而退，不至于如当初被俄国人拖入中国战争一样，最终无法自拔。

总之绅士们对中国现在还是挺满意的，双方唯一纠缠不清的地方就是在被他们占领的西伯利亚南部的经济利益的分配。

和施特塞尔那帮人谈妥之后，维和部队必然会对很多地方能够实行实际上的控制。而且托洛茨基这一段时间好像真的转性了，也可能他已经意识到和全世界为敌是一件很不明智的事情，之前对维和部队进驻俄国强烈反对的无产阶级政权居然在这个时候发表的声明，对南部过来的维和部队救助俄国平民的情况予以肯定和感谢。

托洛茨基还说，俄国无产阶级愿意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和平相处。他甚至改变了他当初那嘹亮的口号，把让全世界的无产者起来斗争，该成了俄国的无产者斗争。

绅士们没有搭理他传达的这些信息，就像对以前的中国一样，想获得绅士们的认同不是你摇尾乞怜就可以了。在绅士们看来这里的利益能不能长久的保住要看的是中国方面的态度，如果中国愿意为了保护这里的商业利益而发动战争的话，那是最稳妥的办法。

所以让中国人占去一部分是必须的。但是给中国多少，这个问题就像是中国想把多少利益让给其他国家一样，需要双方在各个领域里面进行拉锯式的谈判。

共和二年六月，北京刚刚进入了夏季，黎元洪总统刚刚从欧洲回来，离开中国的一年时间他在大海上飘着的日子要比在陆地上多出很多来。说实话刚刚到欧洲的时候他真的能明显的感觉到中国和那里的差距。不说别的，就是城市建设上面他就发现我们要落后人家很长一段距离。

在踏上归途的时候他已经想过了，自己这一次回来要最一些工作，虽然他知道自己这个总统没什么实际的权利，但是既然在这个位置上待过。总要给后人留点什么念想才可以。

黎元洪想了很多可以搬过来实施的计划，等他回来之后却惊讶的发现，北京城好像已经变成了他不认识的样子。

环城马路已经修了两条，供水和供电系统也在北京运行了，那些打仗的时候义勇军费尽力气挖出来的地道现在被改成了下水道，所有的脏水都从这里流走，北京城忽然多出了许多公共厕所和垃圾桶，以前以脏和乱而出名的一些街道在这一年变的干净了起来。

还有北京人也变了。黎元洪在外面跑了一圈最大的感受就是那些洋人好像都很勤奋，在工作之余总会做一些他们喜欢做的事情，相比之下中国人好像懒散了一点。但是这一次回来他发现至少北京这里的人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他们整天的忙碌于生活，杨小林虽然公布了八小时工作制，但是在北京的那些酒吧和休闲场所却很少能看到中国劳动者的身影，他们更喜欢在八小时之外再干一点工作，再给家里添一份收入。

有很多人劳动者白天工作晚上摆个小吃铺或者茶水摊子一直要忙活到十一二点，比之那些外国人好像丝毫不为逊色。他发现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段时间杨小林已经做好了，或者是正在做着，这让黎元洪十分的惊讶，更惊讶的是他这个总统也没有办法消停下来。

东北那边好像飞机的发展又有了新的突破，杨小林又到东北去了，而北京这里很多外国的大财阀都派代表过来，唐绍仪告诉他，这事情得他出面去办才可以。

黎元洪真的很郁闷，自己在欧洲和这帮洋人谈了好几个月，这刚刚回来又要和他们谈，泥菩萨真的不想在这上面耗费精力，他想做点事出来，可是他找不到多余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