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来到东厢时，老远就看见门外一人走来走去，亦是青衣小帽，外面披着件大氅，于是迎上道：“皙子，这关头，别人都躲着我走，你却光明正大的跑来，可是嫌脑袋上的顶戴太舒服了么？”

来人一稽到地，说道：“袁公高义，杨某向来是佩服的，所谓‘患难见真情’，若是杨某此时躲起来，当年便不会从东瀛赶回来辅佐袁公了。”

这人名叫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是当世大儒王闿运的得意门生，醉心于帝王之学，当年戊戌变法时“六君子”中的刘光第、杨锐都是他的同门师兄，戊戌变法之前，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长沙举办时务学堂，杨度亦曾入堂听课，从此与“维新”结下不解之缘。

光绪十九年，杨度考中举人，但之后屡试不第，庚子年后，求变心切，于是自费留学日本，直到光绪二十九年，朝廷举办经济特科，杨度回国应试，得以高中一甲第二名，排在他前头的是梁士诒，由于“维新乱党”的魁首康有为原名康祖诒，当慈禧询问军机大臣这个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公是什么来历时，那位军机大臣为了交差，只好胡说梁士诒是梁启超的亲戚，而且名字最后一个字与康有为一样，所谓“梁头康尾”，必非好人，结果慈禧震怒，下令查办阅卷大臣，取消众人功名，如此一来，杨度的“榜眼”是做不成了，而且由于他曾上过时务学堂，是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学生，朝廷要严办“乱党余孽”，杨度心灰意冷，淡了功名之心，随即再次东渡日本，继续学业。

在日本留学期间，杨度先后结识了梁启超、黄兴、汪兆铭、蔡锷等人，思想变得愈发激进，虽不赞成同盟会的革命主张，但也不满君权统治，开始认真研究君主立宪。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走马观花，又对宪政一窍不通，自然写不出考察报告，无奈之下只好派随员熊希龄赴日本向杨度求助，杨度也不客气，拉来“乱党魁首”梁启超一起写，之后，一份周详妥帖的宪政考察报告就摆在了慈禧的御案上，所以，清廷立宪新政的指导原则实际上是两个“乱党”写的，这个秘密官场上众人皆知，惟独慈禧被蒙在鼓里。

杨度也借此而声名大振，被人誉为“君宪旗手”，他的大名很快传到主持新政的袁世凯耳朵里，一心想靠宪政限制君权的袁世凯有心收纳此人，便联络张之洞联名会奏，保举杨度为四品京堂，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在王府里给旗人亲贵讲授君主立宪的好处，后来袁世凯更是将他延入幕中，礼贤下士，倾心结纳，杨度感激莫名，士为知己者死，从此便成了袁世凯的左膀右臂，袁氏督直时所举办的新政措施多半出自他手。

杨度指着袁世凯磕破的额头，问道：“袁公，这是怎么回事？”

袁世凯苦笑，摸了摸额头，说道：“说来话长，咱们进屋说。”

两人进了东厢，杨度脱了大氅，拿出一封信，说道：“今日可不是我一人来的，这是严范荪的信，袁公可先看看。”

严范荪就是严修，也曾做过袁世凯的幕僚，翰林出身，后来为袁氏保举做了官，现在是学部侍郎，与袁世凯的关系非同一般，和杨度也谈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