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父亲的意思有宋三百年正是将儒家推向了巅峰，后世王朝不过接过这个成果选出更有利于自己统治的程朱理学为儒宗正朔，尤以朱熹所著《四书》为最，连带后面几百年科举考试出题都是必须限定在《四书》之内。在父亲所生活的年代早已无科举考试，所谓《四书五经》除了真正研究古典著作的少数人之外，不过是平常人拿来读着散心而已。

王景范的父亲对那些《四书五经》并不十分熟稔，甚至连通背都做不到，与之相比王景范三岁开蒙**岁便将儒家典籍名篇倒背如流，这实在是让父亲非常惊叹。父亲虽然不是后世那些专精《四书五经》的学者，不过却最喜欢《大学》和《中庸》，他没有王景范那份悟性和记忆力，最初喜欢《大学》和《中庸》不过是因为它们在《四书五经》中篇幅最短，而后人生经历多了便更喜欢这两本书，每次读都会有新的收获，是以对这两本书理解也更多些。

王景范首先就将著书经籍选在了《大学》和《中庸》，不愿篡改最终选定《中庸》，从现在赴考学子中的反响来看还是比较正确的——只是打散重组《礼记?中庸》，将原来看上去并不连贯的章句重新整理，学子们倒是并不很排斥，而王景范结合先贤阐述的基础上又发出了新的涵义，这才是让学子们重视的。

在读过《中庸章句新解》之后，人人都很惊奇王景范居然有如此才能，注解周详且又能阐发闻所未闻的新意，这根本不是一个十八岁少年所能够做到的。只有王景范自己明白，这中间的新意绝大多数来源于自己父亲的教导，父亲的教导是以纵观华夏历史为经，以人生阅历为纬，剥去了云山雾罩的大义，直问本心将道理讲得通透明亮，自己所著《中庸新解》不过是将一部分东西拿出来融合到自己重新修订的《中庸》章句中而已。

“此书一出，怕是以后这《中庸》真的要单独出本了！”苏洵敲了敲桌子，他的旁边坐的正是苏轼和苏辙两兄弟，而桌子上放的则是王景范的《中庸章句新解》。

苏轼笑着说道：“单独出本又如何？我看见复这本《中庸章句新解》一书写的好，别的不说，就是这标点体例来的妙，可省去无数误解之处。也许这本书未必会同行于世与其他圣典同存千古，但这标点体例却是能够传散开来为百世所用！”

“原本《礼记》一书中就有很多篇章不通顺，上下章句间甚至有内意不顺之处。这《中庸章句新解》虽是将《礼记?中庸》一篇打散重组，虽有失先贤本意，然这原篇流传或可因错简漏简致使缺失，更是让人难解先贤之意，见复这本书至少整理了《中庸》原篇的精髓，纵然有所删减也无关大局，倒是这注疏精彩的很，看过之后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苏辙评价道。

“确是如此，这《礼记正义》原是汉人郑玄注，唐人孔颖达疏，通篇下来对一般学子而言更是艰涩难懂，《中庸章句新解》倒是提出单讲，可为学问入门所用。”苏洵捋了捋胡须。

苏轼倒是无所谓的说道：“《隋书?经籍志》中对这《礼记》的来历也记载的分明，刘向考校经籍得一百三十篇，后又得《明堂阴阳记》等五种二百一十四篇，后又经戴德、戴圣删其繁重最终得四十六篇，马融遂传小戴之学又复添三篇合计四十九篇。不过《后汉书?桥玄传》又说成帝大鸿胪桥季卿之时便有四十九篇《礼记章句》……《礼记》一书早就被删改，王见复只是重组其中一篇《中庸》而已，犯不着大局！”

接着苏轼又笑着说道：“我倒是担心王见复小心谨慎过了头，不肯将此书付梓出版。这前后有半个月了每日与其他士子辩论书中章句经义，大有不把所有人驳倒就不肯定稿之意。”

“此乃老成之举，为父从此书编写体例来看王见复所图甚大，注疏集结混编融为一炉，单凭此书他便可以收徒授课了！”

“王见复声名不显，以前也从未听说过，虽北人多治经义，南人多习诗赋，不过从未曾听说过此人才名，这段时间除了初见时一气呵成所作《六国论》之外，莫说文章就连诗词也半点全无……”苏辙疑惑的说道。

苏洵笑呵呵的站起身来说道：“诗词小道耳，大丈夫济世成就伟业诗词是无甚用处的，王见复不作诗词年纪轻轻偏偏选择治经义，多半是为了这所白沙书院……”

“如若这次科举不第，儿打算在这白沙书院寄读，这白沙书院现下虽无大儒授课讲学，但王见复文章才学了得，就是时常与之相处也能增进学问。”苏轼虽然知道诗赋于大道无用，不过科举考试还考诗赋，有志进士科的人谁会放弃诗赋？

到底说来苏轼对此还是有些不同想法的，不过他决定若是科举不顺留在白沙书院倒是真的。他不似父亲和弟弟那样沉得住心，苦读之余也跑到王景范那里去转转，在白沙书院所寄宿的赴考学子当中他是第一个读到《中庸章句新解》的，也正是他怂恿王景范将此书介绍给书院中的学子。至于辩论此书的时候更是不遗余力的参与其中，在交往中他也意识到王景范博学多才不下于他甚至是尤有过之。

苏轼曾经多次去过王景范的书房，只是书房的藏书书很少，而能够写成《中庸章句新解》必然要查看许多书。白沙书院中也专门有数间大房专门用以藏书，经史典籍一应俱全，甚至还有许多比较偏门的书也都有，学子们还可以按藏书楼规定从中借阅图书，苏轼经常去只是没有见过王景范一次。一次苏轼曾问起俞樾此事，俞樾非常自得的说道：“藏书楼万卷书册尽在我家先生心中，哪里用得着翻看？”苏轼不信曾拿着一本《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选出一段生僻章节，结果王景范几乎未加思索的背出了完整的原文。

对王景范能够写出《中庸章句新解》，苏轼唯一的解释便是“天授”——开始时众人对《中庸章句新解》发难他也是其中之一，后来不知不觉的便被王景范所折服，渐渐引为奥援。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学子都认为《中庸章句新解》是一本非常不错的书，能够经得住五六十人十几天轮番辩解还尚未挑出什么大错的书，这几乎就是一个奇迹，现在剩下来的反对者无非是纠缠几个艰涩的古注做文章而已。

先前未出川蜀之时苏轼自认为除了弟弟之外余者尚不足论，就是这一路上碰到蜀中其他地方的学子也是一样。没想到自从刚认识王景范那天所作时《六国论》已是极大冲击，而在辩驳《中庸章句新解》的过程中，对方的才华深深的让他折服，所以苏轼才决心留下来。</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