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听着大家说的戴维·本-古里安此时才开口道：“如今国际局势复杂，谁也不知道战争的胜利会属于哪一方。”

1886年，戴维·本-古里安出生在波兰普朗斯克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后來成为以色列的总理兼国防部长，在具有浓厚犹太复国主义的氛围中，他从小就开始学习《圣经》和希伯來语，14岁时，他组织周围的孩子讲希伯來语，17岁那年，加入犹太复国主义政党锡安工人党，成为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

20岁时，戴维·本-古里安來到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属地巴勒斯坦，，，他心目中的“以色列地”，决心用定居的方式來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戴维坚信，希伯來人在希伯來的土地上劳动是犹太民族恢复权利的惟一途径，艰苦的环境和艰辛的劳动对身体羸弱的戴维是个巨大的挑战，

他后來回忆说：“我发烧和挨饿的时间超过工作的时间，工作、疟疾和饥饿对我而言都是全新的，也很有趣，毕竟，这就是我來以色列地的原因。”即便在这种条件下，戴维也沒有停止他毕生的爱好：读书，一次，他赶着耕牛边走边阅读，等读完抬起头，才发现牛早就到别处吃草去了，

1910年，戴维·本-古里安被锡安工人党调到耶路撒冷，担任新创办的党刊《团结》杂志的编辑，杂志出版第二期的时候，他才鼓起勇气在自己的文章上署上新起的希伯來语名字，，，本-古里安，24岁的本-古里安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此时戴维·本-古里安已经明确，犹太人要建国只有一个方法：不是空谈，而是实干，他坚信只有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才能决定自己的道路，他一度希望获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国籍，在帝国内部争取犹太人的权益，为此他学习了土耳其语，并到帝国的首都学习法律，为了使自己更像一个奥斯曼帝国公民，他还戴上了土耳其式的圆筒帽，蓄起了土耳其式的胡子，

一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担心犹太复国主义者趁机捣乱，甚至复国，投靠协约国，戴维于1915年被驱逐出境，不久，他前往美国纽约，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结识了很多在美国的犹太人以及这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些人对于二战后以色列建国和中间的资金问題起得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二战结束后，除了美洲的犹太人几乎沒有损失，犹太人在欧洲大陆上的财产几乎化为乌有，

1917年，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对犹太复国主义表示支持，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英军随即开始组织犹太军团，1918年，戴维·本-古里安加入军团，跟随英军回到巴勒斯坦，但军团还未参战，奥斯曼军队就已经溃败，戴维·本-古里安从犹太军团退役后，从事巴勒斯坦犹太工人联合的工作，1921年夏，他当选为犹太工人总工会的书记，并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4年，

在紧张的政治活动之余，他既不与朋友结交，也不理会自己的家庭，而是抓紧一切时间读书，长年的奔波劳碌使他的身体状况极差，不到40岁就开始歇顶，40出头已头发花白，而且头发也想爱因斯坦那样乱蓬蓬的，过度的兴奋和烦躁都会使他发高烧，

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本-古里安所倡导的劳工运动并不是主流，但他凭着自己的执著和坚定，开始用自己的主张改变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33年，在布拉格举行的犹太复国主义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本-古里安当选为执委会委员，这次大会被视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的转折点，

1935年，本-古里安当选为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主席和犹太代办处执委会主席，与日后担任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的哈伊姆·魏茨曼一道成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两巨头，

犹太复国主义者曾经一度认为犹太人回巴勒斯坦是“一个沒有土地的民族回到一片沒有民族的土地”，这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已经被本-古里安摒弃，从基层一步步走上來的本-古里安态度务实，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巴勒斯坦“存在着真正的冲突，我们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政治冲突，我们都想成为多数”，因此，他把工作重点放在向巴勒斯坦进行犹太移民上，他要在巴勒斯坦使犹太人成为多数，

1937年，英国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題，第一次提出了分治的想法，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本-古里安凭借自己的政治嗅觉，捕捉到“国家”这个词所包含的重大意义，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他立刻对分治的想法表示支持，本-古里安指出：“犹太复国主义不是走在一根结实的绳子上，而是在一根头发丝上。”

但两年后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压缩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限额，禁止犹太人购买巴勒斯坦土地，面对英国立场的转变，本-古里安决定发展犹太人的地下武装，二战爆发后，面对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压制，戴维·本-古里安权衡利弊，提出了贯穿二战的著名政策：“我们将帮助战争中的英国，就像沒有白皮书一样；我们将反对白皮书，就像沒有战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