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笑了一阵,重归正题。
对是否接受并州请降,孙策和沮授等人有分歧。分歧的关键在于取并州之后是移兵益州,继续作战,还是停下来,休整几年。所有人都清楚,兵不可久,连续作战如同竭泽而渔,迟早会支撑不住,可是形势如此,人人争先,就像飞驰的战车,想一下子停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处理不当,甚至会翻车。
孙策希望以并州为阻碍物,延缓大军的步伐,稳一稳,调整一下节奏。
沮授、刘晔不赞成这么做。
沮授认为并州实力有限,太行山险,大军难以展开,练兵的效果有,练将的效果有限,消耗却太大,得不偿失。以冀州为例,为了供应这两路大军,需要动用十几万劳力,严重影响当地生产的恢复。再加上供应幽州,几乎没什么节余可言。如果拿下并州,战事结束,就算是将士就在休整,消耗也会小得多。
至于对并州的补贴,且不说并州人口有限,没有战事的拖累,自给自足不成问题,就算需要调拨一些钱粮,数额也有限。战事结束,并州可以成为对匈奴、鲜卑作战的前进基地,帮助也很大。
沮授也同意将士气盛,有可能会催迫着立刻进攻益州,但他认为这是可以控制的,只要孙策有这个定力,不为所惑,谁能勉强他不成?
刘晔的意见与沮授相似,他也认为尽快平定并州利大于弊。没有了并州这个后顾之忧,孙策可以考虑在洛阳定都,然后一心一意的解决益州和交州问题,兖豫青徐及冀扬则可以安心生产,为大军提供钱粮。就算暂时不发动进攻,也能对益州形成足够的压力。时间长了,总能找到突破点。
军师祭酒和仆射都持反对意见,孙策自然不能简单的否决。以并州为磨刀石,锤炼江东兵,本身就有争议,沮授、刘晔只不过是将这种意见委婉的表达出来而已。他如果坚持,岂不等于承认他被江东系裹胁,已经失去了控制。
孙策只能将这件事搁置,处理的办法就是提出苛刻的条件,让并州人难以接受,借以延缓谈判的进程。如果并州人答应了,他也不亏。如果并州人不答应,那他的目的也达到了。
条件之一就是对并州世家问责,尤其是祁县王家。有袁绍的先例在前,王允的坟可以不掘,但责任必须追究。作为目前并州的掌权者,王盖兄弟也休想逃脱,换一面旗帜,继续做土霸王是不可能的。
孙策原本以为这个条件很苛刻,王柔绝不会答应,至少要请示一下王盖再说。没曾想,确认了王盖等人不会有性命之忧后,王柔一口答应了所有的条件。
孙策很无语,却不好再反悔,只得派人与王柔洽谈具体细节。后来他才了解到,王盖兄弟虽然控制了并州,但他的控制力有限,也不是他们就能说了算,如果支持他们的世家不答应,他们什么也做不了。那些世家他们并不是王家的门生故吏,支持他们只是出于利益,并没有道义上的责任。
这和王允本人的性格和仕途坎坷有关。
按照汉制,官员到了二千石才算高官,子弟可以通过质任的方式进入仕途,不用经过察举的过程。这主要是针对自家子弟,很难惠及其他人,除非与其他的二千石官员进行交换利益。太守、刺史虽然可以辟除掾吏,形成故吏,却因三互法不能在本地为官,辟除的掾吏都是外地人,不会是本地人。只有三公才有权打破这个局面,辟除本地人才为官,培植本地势力,积累人脉。
王允成名很早,但他性格强硬,名气很大,仕途却不顺。中平元年以前,他就没有做过有辟除权的官职。中平元年以后,为豫州刺史,辟除荀爽、孔融为从事,但没干多久就因为得罪张让而下狱,直到中平六年灵帝驾崩,张让失势,他才重新出仕,先后任河南尹、司徒,有了辟除本地人的机会,可是这时候已经是董卓擅权了,王允根本没有多少时间来培植并州人脉,唯一算得上的就是宋翼、王宏。
就本地的影响力而言,祁县王氏并不比太原王氏强多少。只要孙策不对祁县王氏赶尽杀绝,王柔对王盖有个交待,他就可以代表并州世家与孙策谈判,争取他们自己的利益。走到这一步,祁县王氏已经不可能太高的期望值,只要不像司马懿、司马孚兄弟一样被杀,他们就能接受。
王柔这一路走来,仔细了解了魏郡新政推行的情况,见魏郡仅仅收复一年已经基本实现民生安定,世家虽然失去了土地,却也没吃什么大亏,五年之内收支平衡并不是什么难事,他当然不愿意再打。比起冀州,并州的土地本来就不多,收就收了,收获说不定更大。
孙策明白了这些,却已经晚了,只得接受现实。
他的心情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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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后营,看着一群半大孩子在游戏,孙策站了片刻,心生羡慕。
人最美好的时光果然就是这几年,什么也不用操心,有吃有喝有小伙伴,白天精力充沛,可劲儿玩,晚上睡得香,一夜到天亮。
袁衡从外面进来,见孙策站着出神,迎了过来,跟在后面的小桥抢上一步,挽住孙策的手臂,仰着脸,笑嘻嘻的说道:“大王在想什么?”
“想你们今天又收了多少礼。”孙策笑着刮了一下小桥的鼻子。